影片名稱： 翰逸神飛
精華版： 3分鐘
完整版： 20分鐘
來源： 國立故宮博物院
影片從漢字六書造字法則切入，首揭漢字構形的奇妙；再以甲骨、銅器、簡帛等歷代銘文書法作品，敘述漢字書法源流與演變。並以音樂演奏配合書寫的節奏，表現書法的韻律性；擷取自敘帖內容展現3D立體效果，體會書法線條中的空間之美；最後以古今書法落實於藝術及生活中顯現漢字應用的深度及廣度。
古書記載黃帝之史「倉頡」創制文字，而「天雨粟，鬼夜哭」。黃帝距今約五千年，與史前陶器刻符的時代相近，此是華夏文字的萌生期。後經夏代發展，至商前期，除了陶文，更增銅器銘文（彝銘）。殷人事鬼敬神，故甲骨卜辭的遺留特多，後世所謂「六書」的造字法則幾皆見於其中。甲骨「契文」，是漢字體系成熟的第一體。「彝銘」的生發雖較「契文」早，但其大量使用卻遲至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屬於周人的文化特色逐漸成熟，至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其書雖佚，而宣王期銅器銘文見存，可以作為「籀文」大篆的代表。東周以降「文字異形」，學者別為「齊燕晉楚秦」五域，而《說文解字》錄有「古文」「奇字」「篆書」，故得以「古文」表齊燕晉系文字；「奇字」表楚系文字；「篆書」表秦系文字。「古隸書」源出戰國晚期，經秦、西漢早期的隸書變體而愈加成熟，至西漢中晚期宣帝、成帝時，已見「八分」隸法，遂開啟東漢的碑刻風尚。
存有隸勢短撇的「章草」筆法，亦零星見於戰國、秦簡牘中，而完整的「章草」作品則出現在西漢元帝、成帝時的漢簡。去除隸勢短撇的「今草」筆法，散見於兩漢簡牘中，至遲在東漢中晚期已具雛形，經三國魏晉漸趨成熟。與「今草」約略同時，解散隸法的新隸體逐步形成「古行書」與「古楷書」，其形體結構和筆法亦散見於簡牘墨蹟中，歷三國到魏晉而成熟。
魏鍾繇、東晉王謝家族為其翹楚。 至此，漢字十二體：「契文」、「彝銘」、「籀文」、「古文」、「奇字」、「篆書」、「隸書」、「八分」、「章草」、「今草」、「行書」、「楷書」之字形基調於焉確立。後世南北朝、隋唐宋，雖有「北碑體」、「狂草」、「行草書」「楷行書」等名目，然均止於筆勢的微調，其構形結體皆不出此十二體的範疇。
契文，指甲骨上的文字，以單刀契刻為主，雙刀契刻與筆書（墨書、硃書）為輔。
商代晚期事鬼敬神、好祀尚卜，故遺留的甲骨刻辭文字特多，後世所謂造字法則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幾皆見於甲骨契文中。 因此，相較於史前陶文與商前期的彝銘金文，甲骨契文的出現雖稍晚，卻是成熟漢字的最早代表。 契文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初早期的兩百年間，殷虛一期至五期各有不同的契刻書風，武丁時的牛骨刻辭(約西元前1300年、商紂時的鹿頭骨刻辭(約西元前1100年)均極精美，而殷虛出土白陶殘片的墨書「祀」字，則更驗證了圓錐形毛筆豐富彈性的筆跡運行！
這是一組「對貞」卜辭，刻字填墨，刻有甲骨文33字。右方是正問，左方是反問，左右都是從近中線那行讀起。卜辭大意是，辛酉這天貞卜，貞人「賓」問：商王臣屬要去征討敵國嗎?再問：臣屬不去征討敵國嗎?在甲骨片左右外方各刻有數字一至五的「兆序」，表示曾正反問各卜五次，顯示極其慎重。在左方三、四之間加刻有兆辭「二告」，表示曾再行卜告以求通達神靈。兩旁有灼燒爆裂的兆痕，為了明顯美觀，以刀加刻的五個「卜」形的「刻兆」，為武丁時期的特色。
彝銘，指早期銅器的金文。
商前期（二里岡文化期）文字除刻於陶文外，也鑄成銅器銘文──因煉銅、範鑄之製作極不易，而製成容器後卻極堅固耐用，所以便成了陳祀於宗廟的禮彝尊寶，其「彝銘」風尚，則在精美的銅器上由早商、經晚商、延續至西周早期。從商前期「耳鬲」(約前1600年)、商後期「亞醜杞婦卣」、「亞禽父乙尊」(約前1300年)、商周之際「乃孫作祖己鼎」、西周早期「我方鼎」可清楚見知當時彝銘的風尚。此期的金文彝銘的造型筆致頗多極接近圖繪，顯示書寫者的作字意圖仍以模擬物象為主，厥後逐漸脫離具象，線條書寫的自主性增強，僅留存部分肥筆、墨丁（如「父」、「丁」字），遂成為圖繪涂抹與文字筆畫化的分野遺跡，以及自覺性書法藝術的開端。
銘文內容以族徽、作器者名、「乍（作）」（鑄製禮彝銅器之動詞）、受祭者名（親屬稱謂+天干日，如「父丁」、「祖甲」）、彝器通稱（如「寶尊彝」）的組合為基本格式，而或略有增減。如西周早期卯邲甗銘：「雔，卯邲作母戊彝」，雔（族徽）卯邲（作器者名）作 母戊（受祭者名）彝（彝器通稱）。
卯甗的銘文二行七字，在口緣內壁：雔，卯作母戊彝。語譯：身為「雔」徽記家族的「卯」，為紀念名「戊」的「母」親（以日為名），製作一件禮器（彝），以陳于宗廟。雖僅兩行七字，卻是商周之際短篇銘文的代表，晚商至西周初的銘文大多為短篇的祭祖與標志個人或家族榮耀的簡記，西周中、晚期亦頗承襲，但增加了銘末希望長壽萬年與子孫永寶的祈語。
史籀大篆，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金文為代表。
西周中期穆王以後，屬於周人的文化特色逐漸成熟，金文書風也從雄肆錯落的晚商遺韻，漸漸走向端整勻飭，至晚期更變為圓潤婉秀、行列齊整、結體緻密，延至春秋早中期，則線條化益趨明顯，專屬於籀篆的線質已然成熟。從西周中期「同師簋」、西周晚期「師院父簋」、「頌壺」（蓋銘局部：康娛屯右通彔永令萬年眉壽）、春秋中期「寬兒鼎（永保），可以清楚窺知上述的書風遞嬗。
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是漢字史上的第一部字書，其書雖佚，而宣王期銅器如「毛公鼎」、「頌壺」的銘文見存，可以作為「籀文」大篆的代表。商周現存數萬件銅器銘文中，以西周晚期「毛公鼎」的500字為最長銘，內容記載毛公受周王冊命封官時的訓誥辭令、授命事務、掌理範圍、賞賜命服車馬，以及毛公答謝、並祈願子孫永寶之語。
口飾重環紋一道，敞口，雙立耳，三蹄足。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是說：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並飭勤公無私，最後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銘文長達五百字，內容有極高的文史價值。此銘文字極為典重、雄渾、嚴謹，可說是西周晚期廟堂金文的代表。尖肥筆趣逐漸消失，而富有書寫的筆意，結體偏長，在有行無列依次排布中，大小、長短、寬窄並不一致，多少保留筆墨形質的書寫原貌。
古文，專指東周齊、燕、晉系的文字，時代約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
東周以降，諸國文字競興，所謂「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王國維以「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立說，當代學者則將出土之「六國古文」別為「齊燕晉楚秦」五域，各域文字雖皆源出史籀大篆，而隨周文疲弊、諸侯競起，方音專擅、筆勢訛變，遂衍生出許多異構。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錄有「古文」、「奇字」、「篆書」三種字形，「古文」「奇字」為東土「齊燕晉楚」之傳抄古篆異形；「篆書」為西土「秦」沿襲籀書之篆字，因其居宗周舊地，故字形承繼最多、變易較少。故可借「古文」之名以表齊燕晉系文字；借「奇字」之名以表楚系文字；借「篆書」之名以秦系文字。春秋中期「子犯和鐘」、春秋晚期「溫縣盟書」、戰國中期「中山王鼎」、戰國晉「元年安平相邦戈」，可以作為晉系古文的代表；春秋中期「國差缶」、戰國早期「齊陳曼簠」則可以作為齊系古文的代表。
西周中期穆王以後，屬於周人的文化特色逐漸成熟，金文書風也從雄肆錯落的晚商遺韻，漸漸走向端整勻飭，至晚期更變為圓潤婉秀、行列齊整、結體緻密，延至春秋早中期，則線條化益趨明顯，專屬於籀篆的線質已然成熟。從西周中期「同師簋」、西周晚期「師院父簋」、「頌壺」（蓋銘局部：康娛屯右通彔永令萬年眉壽）、春秋中期「寬兒鼎（永保），可以清楚窺知上述的書風遞嬗。
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是漢字史上的第一部字書，其書雖佚，而宣王期銅器如「毛公鼎」、「頌壺」的銘文見存，可以作為「籀文」大篆的代表。商周現存數萬件銅器銘文中，以西周晚期「毛公鼎」的500字為最長銘，內容記載毛公受周王冊命封官時的訓誥辭令、授命事務、掌理範圍、賞賜命服車馬，以及毛公答謝、並祈願子孫永寶之語。
龢鐘就是編鐘。在《說文解字》當中，「龢」字同「和」，運用在鐘上則指匯和青銅鐘以成樂聲，所以成套的青銅鐘稱為「龢鐘」，《周禮》則將這些成套組合的鐘稱為「編鐘」。編鐘成組八件，各有刻銘，連讀共132字，記載晉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後返晉掌權，及晉楚城濮之戰等重要史實。作器者子犯，即晉文公（重耳）之舅父狐偃。子犯龢鐘的銘文，具體條列出子犯協助晉文公復國、打敗楚國，以及會盟諸侯完成霸業的三件事，依據這些記載，推測子犯龢鐘是春秋時期晉文公五年，也是周襄王二十年時鑄造的，也是一件春秋時期極具代表性的青銅器。
奇字，專指東周南方楚系文字。
包含吳、越、蔡、曾、楚諸國的鳥蟲篆、金文、簡帛書等，時代約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說文解字敘》稱「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故以此名指稱春秋戰國南方諸國的鳥蟲篆、金文、簡帛書。
「鳥蟲篆」是美術設計的極致表現，為漢字脫離毛筆書法、走向工藝裝飾之路的明證；「簡帛書」是奇字書法的高超展現，充分運用毛筆彈性，以提按映帶突顯空間與時間的律動，標示出漢字作為書法藝術的線條本質。春秋晚期「蔡侯產之用戈」、戰國早期「曾姬無卹壺」、戰國中晚期「包山楚簡」、戰國晚期「左官壺」，可以作為楚系古文的代表。
銘文分別在「援」部及「胡」部。全銘共六字：蔡侯產之用戈，銘文六字鑲嵌金絲，字形結體常以錯金形式出現，高貴華麗，富有裝飾效果，筆畫作鳥形，文字融合圖案，或在文字旁以鳥形作裝飾，具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蔡國鳥蟲書特色。蔡侯產戈在字邊加上夔龍裝飾，形成結體修長的似龍似鳥的美術字體。
篆書（小篆），指春晚至戰國的秦系籀篆文字，與秦一統後的篆書（小篆）。
《說文敘》稱「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秦居宗周故地，文化沿西周舊風遂多，文字襲用「史籀大篆」，然歲久更迭、書寫求簡，自然省改，但不似六國之詭奇變亂「文字異形」，故所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之諸篇「小篆」，實為西土「秦」地自春秋迄戰國末年籀書之篆變字體，因其字形承繼大篆最多、變易較少，因曰「或頗省改」，意即或有省形、或有改體、亦或多仍舊貫也。
戰國早期「石鼓文」為秦系籀篆文字代表，清吳昌碩即以善臨「石鼓文」而得名。秦一統後的篆書（小篆）以秦代「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嶧山刻石」、秦量、秦權為代表。後世往往取《說文解字》篆形作「小篆」範例，然許慎、東漢人，距秦逾三百年，其所見「篆書」恐已迭歷傳抄訛誤；又其原書復經唐人竄改，北宋二徐所修，未必即許書原貌，援用不可不慎！
秦始皇鑑於當時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車涂異軌，所以有多項統一行動：如頒布官製的度量衡銅器、確訂制度；禁絕六國文字、用秦文字所謂倉頡篇為標準；亦即以秦吏為師，改習秦文字。
古隸書，指戰國晚期、秦至西漢早期之隸體文字，存有篆書結體而波磔隸法尚不成熟。
《說文敘》稱：「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實則在比秦始皇兼併天下更早的戰國晚期的秦地，已出現在篆體結構中，運用平直方折筆致，並間出波撇筆法的古隸書（青川木牘，前306年），經過秦代的「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以趣約易」而愈加普及（如雲夢簡牘，約前256至前217年）。 到了西漢早期的的隸書變體而愈加成熟。從長沙馬王堆出土簡帛書（約前221至前168年）、江陵張家山漢簡（約前179年）、阜陽漢簡倉頡篇（約前165年以前）、貴縣羅泊灣木牘（約前140年以前）、江陵鳳凰山漢墓木牘（約前140年以前）、臨沂銀雀山漢簡（約前134年以前）可以清楚窺知古篆到隸書的演變。
〈五鳳刻石〉又名〈魯孝王泮池刻石〉。出土於魯靈光殿基西南太子釣魚池。石側刻有金代高德裔的楷書條文，記述獲石的經過，此刻石文字長短參差，結體舒朗自然，線條於圓轉中蘊含方折體勢，顯現粗細變化，起收筆平穩均勻，卻已能反映西漢隸書橫勢發展的輪廓，此石刻線條結構緊密，樸厚紮實，偶有縱筆，一顯空靈。
八分，指波撇明顯之八分隸書，盛行於西漢中晚期至東漢。
古隸書發展至西漢武帝以後，因征戰頻仍、庶務綦繁、文書量大增，遂加速八分隸法的完熟。如西漢中晚期宣帝時的河北定縣漢簡（約前55年）、成帝時江蘇東海尹灣漢簡（，約前10年），已是標準「八分」隸法的表現，從而開啟西漢後迄東漢末二百年鼎盛的八分隸體刻字風尚：如子游殘碑（公元115）石門頌摩崖（148）、乙瑛碑（153）、禮器碑（156）、史晨碑（168）、楊淮表記（173）、熹平石經（175）、曹全碑（185）、張遷碑（186）等，均其犖犖大者。
許慎《說文解字敘》曰：「秦書有八體…八曰隸書。……及亡新居攝…時有六書…四曰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實則「秦書八體」之「隸書」乃秦漢『古隸』體；「新莽六書」之「左書」則為西漢後迄東漢的『八分』書，與「秦隸書」於結構、筆勢、風格均有一定的差異。
東漢桓帝永壽二年立。此碑四面環刻，書法遒勁雄強，端莊典雅，兼得厚重與流麗，極富變化。清代書法家王澍認為「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文字可說代表八分隸書石刻文字的正宗極則，將隸法醞釀成熟的造形與結字法則充分展現，精熟多趣，得法不板，規整中極富韻味，誇張厚挺的波磔，與細勁的輔筆相襯下更顯雄強，意高脫俗，故有「漢碑第一」之美稱。
章草，指存隸法波撇（隸書筆意）的草書，由隸書的簡捷、草化寫法發展而成。
起源於西漢中晚期宣、元之間，至東漢成熟，盛行至西晉。《說文敘》稱：「漢興有草書」，存有隸勢短撇的「章草」筆法，零星見於秦、西漢簡牘中：元帝「永光元年簡」（前43）、成帝時「陽朔元年簡」（前24）、「鴻嘉元年簡」（前20）「元延二年簡」（前11），而完整的「章草」作品則出現在東海尹灣簡牘《集簿》（前10年）。史稱西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約前40左右），精字學，工書法。以隸草寫成《急就篇》，當即是對章草所進行的統整規範工作，與出土簡牘資料時代相若。 從東漢「居延漢簡」建武三年（27）簡、永元兵器冊（93）、「敦煌漢簡」（10-150）、東漢張芝「八月帖」、吳皇象「急就章」、西晉索靖「月儀帖」、衛瓘（221-291）州民帖、陸機「平復帖」，可以清楚見知「章草」的演變脈絡。可知章草作為一種成熟書體，代表西漢至東晉四百多年間的草書風貌。至東晉新興的行書、楷書、草書全面成熟，八分書與章草遂被取代。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傳張芝草法而形體不同，稱自己的字勢為「銀鉤蠆尾」。書法特色是用筆渾厚圓熟，結體緊密，為極具魅力之書家。《出師頌》和《月儀帖》、《七月帖》為其傳世法帖。草書使書寫有著便捷的實用價值。章草將隸書極度地簡化，應用在各種合體字上具有一定的準則，使人容易學習與辨認。延續隸書的特徵，波磔分明，規整化而易於運用於較正式的場合。
今草，指無波撇之草書，始於漢末、經西晉、東晉而成熟、至唐大盛。
今草是一種在繼承章草的基礎上，適應隸書向楷、行體發展趨勢和形體上的變化，進一步省減了章草的點畫波磔，成為更加自由便捷的草體。去除隸勢短撇的「今草」筆法，散見於兩漢的居延、敦煌簡中，至遲在東漢中晚期已具雛形，經漢末三國到魏晉漸趨成熟。為東晉「二王」所發揚完善，並成為後世典範。
唐代張懷瓘《書斷》曰：「獻之嘗對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由此可見王氏父子對改革草書的用心。今存東晉王羲之「十七帖」、王獻之「鴨頭丸帖」、隋智永「草書千字文」、唐孫過庭「書譜」等均為今草佳作。至於唐張旭、懷素的狂草《自敘帖》，實與「今草」同構，只增益筆勢之聯緜與揮毫之節奏耳。
懷素（約活動於八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本姓錢，字藏真，僧名懷素。個性灑脫，草書絕妙，受到顏真卿等書家、詩人及名流貴卿的激賞，紛紛贈以詩文。大曆十二年（777），他摘錄部分贈詩和序，以狂草寫成此卷。通卷大字以細筆勁毫書寫而成，筆畫圓轉流暢，所謂「鐵畫銀鉤」，起收筆銳利出鋒，線質盤繞曲折。全卷連綿草勢，運筆八方翻轉，疾速相參，若輕若重，節奏起伏，富有動感。點畫之間，筆斷意連，靈動多姿，實為草書藝術的極致美感。
行書，與「今草」約略同時，解散隸法的新隸體逐步形成「古行書」與「古楷書」，其形體結構和筆法亦散見於兩漢的居延、敦煌簡中，歷東漢、三國，到魏晉而成熟。
「古行書」見於漢魏、西晉的簡牘、殘紙，至東晉而成熟，王、謝家族為其翹楚。唐張懷瓘《書斷》曰：「行書即正書（楷書）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實則行書是介乎楷書與草書的字體，楷書加上流動的筆致，便成「行楷書」；草書中夾雜行書的寫法，便成「行草書」。
東晉以後，書法家多兼工行書，以其流暢自然，能從容舒洩情性，著名的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皆為尺牘書信的性質。另外尤當一提的是右軍《蘭亭序》、唐顏真卿《祭姪稿》、以及北宋東坡的《寒食帖》，竟然都是在類似起草的情境下所書寫的曠世佳作，書家著意與不著意之間的妙趣，值得深深玩味。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山東臨沂人，後來移居浙江會稽。為名門之後，曾任右軍將軍，所以又有「王右軍」的稱號。王羲之初學衛夫人，後來博採眾長，書風妍美流麗，有「書聖」的美譽。此作為雙鉤廓填法（以透明或半透明的紙覆於原作上，先雙鉤字的輪廓，再逐筆填墨），摹寫在硬黃紙上，包含三封短信。三帖中，「平安帖」的筆風轉折提按變化較多，富含牽絲引帶的草書筆法；「奉橘帖」的字形大小偃仰，體勢變化或靜或動；相較之下，「何如帖」書風較端整。
楷書（真書、正書），楷書在東漢出現（鍾繇古楷）、東晉（二王小楷）成熟，南北朝（魏碑體）至隋唐（諸大家）而大盛。
早期「古楷書」，仍殘留的隸書筆意與結勢，形體略寬，橫畫長而直畫短，在傳世的魏晉帖中，如鍾繇的《宣示表》、《薦季直表》、王羲之的《樂毅論》《黃庭經》等，皆「變隸書之波畫，加以點啄挑，仍存古隸之橫直」（翁方綱語）
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筆法古拙勁正，風格質樸方嚴，即『魏碑』所現之風格。南派書法，多作尺牘，書風則婉秀妍妙。北書剛強，南書蘊藉，各臻其妙。隋唐一統，總結南北書風，盛況空前，遂出楷書名家：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中唐的顏真卿、晚唐的柳公權，均為一時俊傑，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的楷模。
「九成宮」原為隋煬帝行館，貞觀六年唐太宗李世民避暑於此，無意間發現湧泉，遂命魏徵製文、歐陽詢書丹立石誌之。全碑一千兩百餘字，字字嚴整，絲毫不得移易。歐陽詢楷書有北朝碑刻的遒健，也有南朝書帖的溫婉，點畫穠纖合度，結構奇正相生，寓險絕於平正之中，雅俗共賞，堪稱唐楷第一。
